老话常讲：“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。”
人生在世，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棋盘。
有的人，终其一生都是别人棋盘上的子，随波逐流，身不由己，被人拿捏，被人算计，最终落得个“鸟尽弓藏，兔死狗烹”的下场。
而有的人，却能洞悉棋局的走向，看透人心的变幻，最终从一颗无足轻重的棋子，逆袭成为执棋的布局者，掌握自己的命运。
这其中的差别，究竟在哪里？
很多人以为，在于“城府”。
他们觉得，只要心机够深，手段够狠，喜怒不形于色，就能在复杂的世事中立于不败之地。
于是，他们学着伪装，学着算计，把心包裹得严严实实，把脸雕刻得毫无波澜。
然而，这样做的人，往往活得最累，也最容易陷入更大的困局。
因为，真正的权谋，从来不是靠阴暗的伎俩，而是源于阳谋的智慧。
两千多年前，那位忍受着世间极致的屈辱，却写下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的司马迁，早已在一部《史记》中，将这其中的奥秘点透。
他用一个个鲜活的人物，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，告诉我们：真正的权谋，不在于城府多深，而在于“趋利避害”这四个字。
这四个字，看似简单，却是人间最高级的智慧。
它不是让你去钻营苟且，趋炎附势，而是让你看清利益的流向，避开无谓的灾祸，从而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中，找到那条通往成功的最佳路径。
读懂了这四个字，你便能从被动的局中人，一步步成为主动的布局者。
利之所趋，人之所向：看清利益，是布局的第一步
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有言：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”
司马迁一针见血地指出，驱动世间万物运转最底层的逻辑，就是一个“利”字。
这个“利”，不单单指金钱财富，更包括了地位、名声、权力，甚至是他人的认可与情感的满足。
看不清利益的流向，就如同在黑暗的森林里蒙眼狂奔，你所有的努力，都可能是在南辕北辙。
权谋的本质，不是凭空创造规则，而是顺应并利用已经存在的规则。
而“利益”，就是这个世界最根本的规则。
所谓布局，第一步就是要看清楚局中每个人，包括你自己，最核心的利益诉求是什么。
这一点，汉初的张良，堪称典范。
在楚汉相争的鸿门宴上，杀机四伏。
项羽手握四十万大军，范增谋划周密，刘邦如同砧板上的鱼肉，生死只在项羽一念之间。
当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刘邦的生死上，但张良却看到了更深层次的利益链条。
他知道，对于项羽而言，最大的利益是什么？不是单纯地杀死一个刘邦，而是成为名正言顺的“天下共主”。
直接杀死已经投降且愿意称臣的刘邦，会落下一个“杀降不祥”的残暴名声，这与他“西楚霸王”渴望建立的威望和道义是相悖的。
这是项羽的“名利”。
他又看清了项羽阵营内部的利益分割。
项羽的叔父项伯，虽然身在楚营，但与张良有旧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希望在未来的新秩序中保全家族，获得富贵。
如果刘邦被杀，唇亡齿寒，他项伯作为与刘邦私交过密的人，也难逃猜忌。
因此，保住刘邦，符合项伯的“身家性命之利”。
于是，张良没有去向项羽苦苦哀求，而是走了一步妙棋——深夜拜访项伯。
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记载，张良对项伯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核心就是将项伯的利益与刘邦的生死牢牢捆绑。
他让项伯明白，刘邦若死，你项伯也难保平安；而若刘邦能活下来，将来必有厚报。
张良甚至当场让刘邦与项伯“约为婚姻”，结成儿女亲家。
这一下，利益共同体变得牢不可破。
第二天鸿门宴上，当范增举起玉玦，示意项羽下杀手时，正是这位项伯，一次次起身敬酒，用身体挡在刘邦面前，甚至
“拔剑起舞，常以身翼蔽沛公”，使得刺客无法近身。
最终，刘邦得以借口逃脱，为日后的翻盘赢得了最宝贵的机会。
张良的“谋”，不在于他创造了什么，而在于他看清了所有人的利益诉P.O.V.。
他准确地抓住了项羽爱惜名声的“大利”，和项伯渴望保全自身的“小利”，然后用一根无形的线，将这些利益巧妙地串联起来，最终撬动了整个危局。
这便是“趋利”的智慧。
在任何困境中，不要只盯着眼前的困难和情绪，而是要冷静地抬起头，像一个猎人观察兽群一样，去观察局中每一个人的动机。
谁渴望什么？谁害怕失去什么？他们的利益在哪里？当你能画出这样一张清晰的“利益地图”，你就拥有了布局的资格。
普通人被情绪和表象左右，在困局中挣扎；而高手，则是在人性的底层逻辑里，寻找破局的钥匙。
害之所存，避之若浼：识别风险，是保命的护身符
如果说“趋利”是进攻，那么“避害”就是防守。
在人生的棋局中，活下来，永远比吃掉对方更重要。
不懂得识别和规避风险，即便给你再好的开局，也可能一步踏错，满盘皆输。
《史记》中充满了这样血淋淋的教训。
那些才高八斗、功高盖世的能臣猛将，最终身死族灭，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，不够勇猛，而是因为他们没能看清那个悬在头顶的“害”字。
这个“害”，有时候是君主的猜忌，有时候是同僚的嫉妒，有时候是功高震主的危险，有时候，甚至是你自己无法控制的性格缺陷。
韩信，这位被后世誉为“兵仙”的军事天才，他的一生，就是对“不懂避害”最深刻的诠释。
韩信的军事才能，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足以排进前五。
他“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”，平定三秦；背水一战，大破赵军；北上降燕，东进攻齐，最后在垓下设十面埋伏，逼得不可一世的项羽乌江自刎。
可以说，没有韩信，刘邦的汉室江山，至少要晚来十年。
他的“利”趋到了极致，功劳大到了“无以为封”的地步。
然而，也正是这泼天的富贵和功劳，成了悬在他头顶最锋利的一把剑。
这个“害”，就是君主的猜忌——“功高震主”。
刘邦是什么人？一个从市井中杀出来的皇帝，他对权力的敏感和对背叛的恐惧，是刻在骨子里的。
当韩信的威望越来越高，甚至能与他分庭抗礼时，刘邦心中的警铃就已经响彻云霄了。
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中记载了多个致命的细节。
第一次，刘邦兵败彭城，狼狈逃窜，韩信却在北方战场捷报频传。
刘邦做的第一件事，是“驰入韩信壁，夺其印”，瞬间解除了韩信的兵权。
这是最明确的警告信号，告诉韩信：兵权，是我的，不是你的。
韩信若懂得“避害”，此刻就应该收敛锋芒，主动交出权力，以换取信任。
但他没有，他选择了继续领兵，继续建功立业。
第二次，韩信攻下齐国后，派人向刘邦上书，请求封自己为“假齐王”，以便于管理。
当时刘邦正被项羽围困在荥阳，急需韩信的救援。
看到这封信，刘邦勃然大怒，破口大骂：
“我困于此，旦暮望若来佐我，乃欲自立为王！” 张良和陈平在桌下猛踩刘邦的脚，示意他不能发作。
刘邦这才转怒为喜，说：
“大丈夫定诸侯，即为真王耳，何以假为！” 于是封韩信为齐王。
这一封，看似是奖赏，实则是将韩信放在火上烤。
从“假王”到“真王”，韩信欣然接受，他完全没有意识到，自己已经在“君主猜忌”这条红线上，跳起了最危险的舞蹈。
他若懂得“避害”，就该在刘邦震怒时立刻请罪，表示自己绝无二心，并火速发兵救援，而不是心安理得地接受封赏。
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，刘邦登基后，先是“伪游云梦”，再次夺了韩信的兵权，将他从齐王降为淮阴侯，软禁在长安。
最后，吕后与萧何合谋，以谋反的罪名，将这位战无不胜的“兵仙”，诱杀于长乐宫的钟室之内。
临死前，韩信才发出了那句著名的感叹：
“吾悔不用蒯通之计，乃为儿女子所诈，岂非天哉！”
他到死才明白，自己不是败给了敌人，而是败给了那个不懂“避害”的自己。
他看得清战场上的千军万马，却看不清朝堂上的人心险恶；他算得出敌人的每一步动向，却算不出君主心中那杆猜忌的天平。
“避害”的智慧，不是让你变得懦弱和退缩，而是让你拥有鹰的眼睛，能从万米高空，看清地面上哪里是坦途，哪里是沼泽。
当你感到一丝危险的气息时，哪怕要放弃唾手可-得的利益，也要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。
因为，对于一个布局者而言，留得青山在，才有柴烧。
一时的退让，是为了更长远的胜利。
韩信的悲剧，是每一个职场人、每一个身处复杂环境中的人的镜子。
当你才华出众，功劳卓著时，一定要时刻自省：我是否触碰了上级的安全感？我是否引起了同僚的嫉妒？我是否因为骄傲而忽视了潜在的风险？
懂得低头，有时比懂得昂首更重要。
看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：原来如此，“趋利”是看清方向，“避害”是守住底线。
一个进攻，一个防守，掌握了这两点，不就可以纵横捭阖，立于不败之地了吗？
如果你真的这么想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
这恰恰是许多自作聪明的人，最容易掉进的陷阱。
他们以为看懂了利益，规避了风险，就可以操控一切。
但他们忽略了权谋中最核心，也是最反直觉的一环。
为什么同样是功高震主，韩信死了，而另一个人的结局却截然不同？
为什么在《史记》中，有的人明明把“利”和“害”算得清清楚楚，步步为营，最终却还是一败涂地？比如那个劝说韩信造反的蒯通，他把利害分析得头头是道，韩信不听，他自己最后却差点被杀。
这背后，到底还隐藏着什么更深层的秘密？
司马迁通过一个又一个人物的命运告诉我们，仅仅做到“趋利避害”，你最多只能成为一个精明的投机者，一个随风摇摆的墙头草，永远无法成为真正的布局者。
因为你所有的行动，都还是被动的——被“利”诱惑，被“害”驱赶。
要从被动变为主动，从棋子变成棋手，你还必须掌握另外两个字。
这两个字，是“趋利避害”的升华，是整个权谋体系的“神魂”所在。
它能让你在没有“利”的地方创造出“利”，在看似必死之“害”中，开辟出一条生路。
这，才是顶级谋略家与普通聪明人之间，那道不可逾越的鸿沟。
那么，这神秘的第三个字，究竟是什么？
因势利导，无中生有：所谓“势”，是最高级的“利”
这第三个字，就是“势”。
《孙子兵法》云：“激水之疾，至于漂石者，势也。”
湍急的流水能冲走巨石，不是因为水本身有多大力量，而是因为它汇聚了强大的“势能”。
在《史记》的权谋世界里，“势”是一个比“利”更高级的概念。
看得见摸得着的金钱、地位是“小利”，而“势”——即事物发展的趋势、人心向背的潮流、天下大局的走向——才是真正的“大利”。
一个三流的谋士，追逐眼前的小利；一个二流的谋士，懂得权衡利弊；而一个一流的布局者，他懂得“造势”和“用势”。
他能敏锐地察觉到大势的苗头，然后顺应它，推动它，甚至在无“势”可借时，创造出对自己有利的“势”，最终让“势”本身，成为自己最强大的武器。
谁是《史记》中当之无愧的“造势”大师？答案只有一个：陈平。
如果说张良是“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”的战略家，那么陈平就是那个在阴影中拨弄人心的魔术师。
他的计谋，往往匪夷所思，直击人性最脆弱的地方，其核心，就是对“势”的极致运用。
楚汉战争相持阶段，项羽强大，刘邦弱小，这是一个基本盘。
此时，项羽唯一的软肋，就是他身边最重要的谋士范增，以及钟离昧、龙且等几员大将。
项羽虽然刚愎自用，但对亚父范增还是有几分听从的。
陈平看准了这一点，他要做的，不是在战场上打败项羽，而是在项羽的心里，埋下一颗猜疑的种子，也就是要制造一种“你身边的人都不可靠”的“势”。
《史记·陈平世家》记载，陈平对刘邦说：
“项王骨鲠之臣，亚父、钟离昧、龙且、周殷之属，不过数人耳。大王诚能捐数万斤金，行反间，间其君臣，以疑其心。” 刘邦二话不说，拨出黄金四万斤，任由陈平使用，不过问具体用途。
陈平拿到钱，在楚军中大肆收买间谍，散布谣言，说：
“钟离昧等人为项王将，功多矣，然而终不得裂土而王，欲与汉为一，以灭项氏，分王其地。”
这个谣言非常高明。
它不是空穴来风，而是精准地切中了当时所有将领的共同利益诉求——封王裂土。
秦末乱世，无数人拼上身家性命，为的不就是这个吗？这个谣言，为楚军将领们“创造”了一个新的、看似更优的利益选项，从而在项羽心中，制造了一种
“手下大将随时可能为了利益而背叛我”的怀疑之“势”。
光有谣言还不够，陈平紧接着上演了一场登峰造极的“行为艺术”。
当项羽的使者来到汉营时，陈平故意准备了极为丰盛的筵席。
他一见使者，假装惊喜地问：
“我以为是亚父（范增）的使者来了，没想到是项王的使者啊！” 说完，立刻命人将丰盛的酒菜撤走，换上了非常粗劣的饭菜。
使者回去后，将这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项羽。
项羽本就多疑，听闻此事，心中那颗猜疑的种子瞬间生根发芽，他对范增的信任，彻底崩塌了。
他开始相信，范增真的和汉军有私下的勾结。
“势”已造好，接下来就是顺势而为。
不久，范增敏锐地察觉到汉军的阴谋，急切地劝说项羽猛攻荥阳。
但此时的项羽，已经不再相信他了。
《史记》载：“项王疑范增与汉有私，稍夺之权。”
一代谋士，心灰意冷，对项羽说：
“天下事大定矣，君王自为之。愿赐骸骨，归卒伍。”
请求告老还乡。
项羽竟然同意了。
范增在返回的途中，“疽发背而死”。
陈平仅仅用了几万斤黄金和一场饭局，就兵不血刃地除掉了刘邦最忌惮的对手。
他用的，就是“造势”的阳谋。
他没有去刺杀范增，而是通过一系列操作，创造出一种“范增不忠”的假象，让项羽自己去怀疑、去疏远、去逼走范增。
他不是在和范增斗，他是在和项羽的疑心斗。
这就是顶级布局者的可怕之处。
他们不执着于一城一池的得失，而是着眼于整个大局的“势”。
他们懂得，人心之“势”，一旦形成，就像决堤的洪水，无可阻挡。
普通人看到的是桌上的饭菜，高手看到的是饭菜背后的人心。
普通人纠结于事情的对错，高手则思考如何引导他人得出“我想要的对错”。
所以，当你深陷困局，无“利”可趋时，不要灰心。
问自己几个问题：我能不能创造一种新的“势”？我能不能通过某些信息，改变对手的认知？我能不能让“潮流”推着我走，而不是我逆着“潮流”挣扎？
学会“因势利导”，你才能真正从棋盘上站起来，拥有拨弄棋子的力量。
藏器于身，待时而动：懂得“藏”，是布局的最高境界
我们已经谈了“趋利”、“避害”、“用势”。
但这一切，都有一个最终极的前提，那就是——“时机”。
再锋利的宝剑，若是胡乱挥舞，也只会伤到自己；再高明的计策，若在错误的时间使出，也只会沦为笑柄。
真正的布局者，都深谙一个“藏”字。
这第四个字，就是“藏”。
《周易》有云：“君子藏器于身，待时而动。”
“藏”，不是退缩，不是消极，而是一种极致的清醒和耐心。
“藏”的是你的锋芒、你的实力、你的意图。
在时机未到之时，把自己深深地埋藏起来，像冬眠的熊，像深潜的龙，默默积蓄力量，冷静观察时局。
直到那个最关键的“时机”出现，才如雷霆般一击而出，毕其功于一役。
《史记》中，谁最懂得这个“藏”字？不是刘邦，不是张良，而是那个前期看似毫无存在感，最后却窃取了曹魏江山，奠定西晋基础的司马懿。
司马懿的一生，就是一部“隐忍教科书”。
在曹操手下，他是被提防的鹰。
曹操曾做过“三马同槽”的噩梦，又见司马懿有“狼顾之相”，对他始终心存忌惮。
司马懿是怎么做的？他把自己的所有才华都“藏”了起来，表现得兢兢业业，勤勤恳恳，安分守己，从不结党，从不冒头，对曹操的任何指令都一丝不苟地执行。
他把自己伪装成了一只无害的、忠诚的牧羊犬，让多疑的曹操，终其一生都找不到杀他的借口。
这是对锋芒的“藏”。
在曹丕手下，他开始崭露头角，但依然极为谨慎。
他与曹丕、陈群等人共同推动“九品中正制”，为士族集团攫取了巨大的政治利益，赢得了根基，但他始终将自己置于曹丕的光环之下，从不居功自傲。
这是对功劳的“藏”。
到了曹叡时代，他手握军权，镇守雍凉，对抗蜀汉的诸葛亮。
面对这位旷世奇才，司马懿的策略只有一个字——“拖”。
无论诸葛亮如何挑战、如何辱骂，甚至送来女人的衣服羞辱他，司马懿就是坚守不出。
《史记》（此处应为《晋书·宣帝纪》，但为行文风格统一，仍借《史记》之名）记载，诸葛亮“数挑战，帝不出”。
司马懿深知，自己论奇谋巧计，不如诸葛亮；论军心士气，蜀军是哀兵远征，势在必胜。
但他有自己最大的优势——时间和国力。
他知道，诸葛亮北伐，粮草不济，拖不起；而他自己，背靠整个曹魏，拖得起。
他要做的，就是把诸葛亮活活拖死。
他在“藏”自己的兵力，更是在“藏”自己的决战意图。
他任由天下人嘲笑他怯懦，任由军中将领怨声载道，他自岿然不动。
最终，诸葛亮积劳成疾，星落五丈原。
司马懿不费一兵一卒，就赢得了这场长达数年的国运之战。
而司马懿一生中，“藏”得最深、最久、最惊心动魄的一次，是在他晚年。
明帝曹叡死后，曹芳继位，大将军曹爽与他共同辅政。
曹爽为了独揽大权，明升暗降，剥夺了司马懿的兵权。
面对权倾朝野、党羽遍布的曹爽，七十高龄的司马懿，再次选择了“藏”。
他称病在家，不问政事，彻底从权力中心消失。
曹爽派心腹李胜去探听虚实。
司马懿上演了影帝级别的表演：他假装老眼昏花，耳聋口齿不清，喝口粥流得满胸都是，把“荆州”听成“并州”。
李胜回去后，向曹爽报告说：
“司马公尸居余气，形神已离，不足虑矣。”
曹爽彻底放下了戒心。
而就在曹爽等人最志得意满，带着小皇帝出城去高平陵祭祀，整个洛阳城防务最空虚的那一刻——司马懿“动”了。
那个“病”得快要死的老人，在一夜之间，精神矍铄，目光如电。
他迅速关闭城门，占据武库，控制了整个京城。
等曹爽反应过来时，已成瓮中之鳖。
最终，曹爽集团被夷灭三族，曹魏的军政大权，彻底落入了司马氏的手中。
从称病到政变，司马懿“藏”了整整十年。
这十年里，他承受着屈辱，压抑着欲望，忍受着寂寞，只为等待那个唯一的机会。
这就是“藏”的威力。
它是一种动态的平衡，是在沉默中积蓄雷霆的力量。
不懂得“藏”，你的所有“趋利”、“避害”、“用势”，都只是小打小闹。
因为你的底牌，早已被人看得一清二楚。
真正的布局者，永远让人看不透。
当他沉默时，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；当他微笑时，你不知道他要做什么。
他永远像海面下的冰山，你看到的，只是微不足道的一角。
写在最后
行文至此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“趋利避害”这四个字，或许有了全新的理解。
趋利，是让你看清人性的底层代码，找到驱动万事的钥匙。
避害，是让你敬畏规则的边界，守住安身立命的底线。
用势，是让你超越眼前的得失，学会借用潮流的力量，无中生有。
藏器，是让你掌控自己的节奏，在沉默中等待雷霆一击的时机。
这四个层次，层层递进，互为表里，共同构成了《史记》中那博大精深的权谋智慧。
它不是教你诈，不是教你坏，而是教你看清这个世界的真实运转规律，然后用最高明的“阳谋”，去实现自己的目标，保护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。
城府深，不过是戴上了一副面具，看似神秘，实则脆弱。
一旦被人看穿，便无所遁形。
而真正懂得“趋利避害”这四字真言的人，他们或许看起来温和、普通，甚至有些“迟钝”，但他们的内心，却如同一片深邃的大海，看似平静，实则蕴含着足以改变一切的力量。
他们不与小人争口舌之利，不与时势逞一时之勇，他们只是在自己的时区里，不疾不徐，向着既定的目标，稳稳地走好每一步。
愿我们，都能从司马迁留给后世的这部伟大史诗中，汲取到这份穿越千年的智慧。
从今天起，学着去做一个清醒的观察者，一个耐心的潜藏者，一个懂得顺势而为的聪明人。
当你真正读懂了利益的流向，敬畏了风险的边界，掌握了趋势的密码，并拥有了等待时机的耐心，那么，你的人生棋局，将由你自己，亲自来布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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