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在中国历史上,春秋战国时期是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、群星闪烁的时代。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相互争鸣,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,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记载,数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,4324篇著作。其后的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等书则记载“诸子百家”实有上千家。其中,流传较广、影响较大、较为著名的有儒家、墨家、道家和法家,其次有阴阳家、杂家、名家、纵横家、兵家、小说家等等。
如此看来,“百家争鸣”不止百家,“百”在这里实际上是个虚指的概数,表示很多,相似的用法还有“百家姓”“百废俱兴”“百花齐放”“文武百官”等等。
“百”为什么会成为不定指的概数呢?

我们来看看“百”字的甲骨文(图1),它的造型很多,形态各异,但也有共同之处:一是都有一个三角形的构造,很像指针;二是大的外形很像水滴或陶罐。

《易经》上对人类早年缔造符号,有八个字的表述,叫“近取诸身,远取诸物”,就是近在身体上找符号,远在物象上找字号,这就是象形文字最早期的来源。
那么,“水滴”“陶罐”“标针”组合在一起代表什么意思呢?
据《隋书•天文志》记载:先秦时期计时为“十时辰制”,昼夜各五分,昼为朝、禺、中、晡(bū)、夕,夜为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(后用五更来表示),把昼夜分成均衡的一百刻,每刻相当于现代的14分24秒,通过漏壶和浮箭组合(图2)计量时间,漏箭浮于水面,刻度随水位变化指示时间。

漏壶分播水壶和受水壶两部分(图3),播水壶分二至四层,均有小孔,可滴水,最后流入受水壶,受水壶里有立箭,箭上刻分100刻,箭随蓄水逐渐上升,露出刻数,以显示时间。

后来,由于昼夜长短变化,需频繁更换漏箭(“漏刻改箭”)。敦煌《具注历日》采用“昼六十刻、夜四十刻”,可推算日落时辰,该制度最适用于与敦煌纬度相近的地区(如北京)。
百刻制的产生与漏刻的使用有关,可能起源于商代。汉时曾把它改造为一百二十刻,南朝梁改为九十六刻、一百零八刻。由于与十二时辰无法整除,百刻制与十二时制一度并存,后几经反复,直至明末欧洲天文学传入,才又提出九十六刻制的改革,清初定为正式的制度。
“百刻制”是我国最古老、使用时间最长的计时制。由此可知,“百”的甲骨文造型可能来自古老的“漏壶”。

金文的“百”(图4)字形也是变化多样,但可以感受得到不同漏壶计时器的造型轮廓。

中国人向来对数字不太敏感,这源于我们的汉字思维模式,在汉字文化的浸润下,中国人的语言表达常以模糊为美,数字运用也不例外,比如礼貌性的预约,我们往往不说死“两天”或者“三天”,而是说“三两天”,这样留出变通余地,显待人接物之圆融。再比如在农贸市场购物时,说称“斤把东西”而不是苛斤苛两的就“一斤”,“把”字轻描淡写,消弭了斤斤计较的锋芒,增添了几分从容;售货者也往往把称杆称得“高高的”,有的还会在足斤足两的基础上再添一把,这样才会赢得生意。这种思维逻辑其实源于汉字意象的丰富性——每个字如多棱镜,折射多重含义,相互间可无限衍生组合。因此,我们习惯在精准与模糊间游走,让话语如流水般蜿蜒,既避免绝对,又蕴含弹性,于细微处见智慧。
在表述数量的词语中,“百”处于一个很特殊的位置,它既不像百以下的数字那么具象,又不像“千”数量那么庞大,因此,“百”就成了中国人形容“很多”的最佳字选。
小篆的“百”(图5)在金文的基础上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动,形成了“一”+“白”的结构,所以,《说文解字》才说:“百,十十也。从一白。”

今日回望,诸子百家的智慧仍如星辰闪耀。他们用汉字编织的思想网络,早已融入民族血脉——那些不执于“一”、不囿(yòu)于“数”的留白之美,恰是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精神密码。

在当下快节奏的数字时代,这种思维模式更显珍贵:当算法追求绝对精准时,我们却以“三两天”的从容应对不确定性;当数据量化一切时,“一斤高高的”模糊反而守护了人际的温度。春秋战国的思想,早已化作我们面对AI浪潮时的文化底气——在变局中留有余地,在喧嚣中守住本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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